任学锋向参会代表介绍广州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时表示,城市规划是城市建设的指南针,在城市发展中起着重要引领作用,事关城市的布局、形态、功能、特色、品质,事关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当前,广州正抓住“一带一路”和自贸试验区建设等重大机遇,围绕建设国际航运中心和物流中心、贸易中心、现代金融服务体系及国家创新中心城市,营造国际化市场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和干净整洁平安有序的城市环境,编制“十三五”规划,优化城市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加快推进广东自贸试验区南沙新区片区、空港经济区、以广州开发区为核心的自主创新示范区及琶洲互联网创新集聚区等重点载体和平台建设。
开幕式暨综合论坛上,联合国副秘书长、人居署执行主任霍安·克洛斯视频致辞,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建华致辞,仇保兴、理查德·瑞杰斯特、唐凯、吴志强,市国土和规划委主任彭高峰等作主题演讲,广州市常务副市长陈如桂参加分组讨论活动。
仇保兴表示,广州人口比伦敦多出三倍,交通用地仅为总用地的10%-12%,比伦敦更需要用拥堵费来治拥堵。对于大城市治堵问题,仇保兴坦言征收拥堵费是早晚问题。
高端访谈
住建部原副部长仇保兴:“十三五”广州将迎来命运之战
“广州曾经也和其他很多城市一样,追求集中、规模大等城市效应,做什么都求大,搞大广场、大马路、大高架桥等,对于传统的东西重视得不够。”住建部原副部长、中国城市规划协会理事长仇保兴昨日下午在会议间隙接受新快报记者采访,谈及广州的城市发展,他认为应当更加注重保留传统,他坦言,“十三五”广州将迎来命运之战。
谈楼市
要对造空城的党政领导人追责
在演讲时,仇保兴提到,国家的发展不能靠投机和土地来致富,土地财政是一把双刃剑,用得不好就有可能造空城。他介绍,像广州这样的大城市因为吸引力比较大,需求量大,所以还没有空城,但有些二三线城市,没有很多外来人口,城市领导为了政绩通过造新城来追求表面的大变,导致很多空城的出现。
接受采访时,他进一步阐述称,要对形成空城的地方党政负责人追究责任。他表示,现在已经明确破坏生态环境要终生追求责任,如果只需要建一个50万平方米的新城,实际却建了150万平方米,这种造空城的行为也破坏了生态环境,同样需要追责,“中央文件已明确要对破坏生态环境的责任者终生追究。如50万人口的城市实际需要50平方公里土地。如果建了100平方公里,就是对生态资源的严重浪费和破坏,应追究责任”。
在作主题演讲时,仇保兴认为未来的住房需求会持续减少。他列出数据表明,2014年底一线城市住房平均去库存化周期已超10个月,三线城市30-50个月,而我国目前人均住房面积已达35平方米,逼近日本、法国。仇保兴强调,未来必须警惕“空城”和“鬼城市化”不断涌现。
谈拥堵
征收交通拥堵费是早晚的问题
“空间总是有限的,而需求总是无限的。”仇保兴介绍,有专家考察了伦敦市中心地段的路况,假设将建筑完全抽空,全修建成道路,一段时间过后还是会堵车。他考察了广州的现况,市区的10%至12%可划作道路与停车位,中心城区比例更低。既然空间供给有限,那就只能从需求的限制上下功夫。
需求的限制,牵涉到公平的考量。仇保兴认为,有别于话语权主导的分配模式,金钱面前才能做到最大程度的人人平等。他建议,各大饱受堵车之苦的城市,均应借鉴国外先进城市,如新加坡、伦敦、米兰、纽约等地的经验,按重点程度划分区域,对进入的车辆收取适当额度的拥堵费。以市场调节代替过于行政化的干预。
“经过计算机模拟运算,如将伦敦市中心区的建筑全部架空全建成道路,也会因为交通的向心性,形成交通拥堵。”仇保兴说,拥堵费的设立是世界潮流,上述先行一步的发达国家城市,因政治体制关系,在此过程中都承受了巨大的舆论压力,“广州人口比伦敦多出三倍,交通用地仅为总用地的10%-12%,比伦敦更需要用拥堵费来治拥堵”。
从开征程序上看,中国受到的阻力理应较小,为何还迟迟没有落实?仇保兴认为这是有人在“瞎吵”,以民粹与情绪,代替理性和常识,让具有远见的管理者承受压力,“改革创新就是需要担当。如果大家都理解支持的,那叫时尚,而不叫改革。说到底,创新还是需要自下而上地一步步走。”
对于曾经流传“汽车工业代表国家未来”的说法,仇保兴觉得有所偏差,因为实践证明,在广州等特大城市的发展过程之中,机动车是一把双刃剑,而远非可持续发展之道。
谈竞争
广州要代表民族参与世界竞争
仇保兴认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国家之间的竞争实际上是国家头牌城市之间的竞争,而广州不仅要与北京、上海等国内城市竞争,还要代表整个中华民族参与世界竞争,“十三五”对于广州来说是决定性的,可以说将要迎来命运之战。
一个全球化的城市必须有自己独特的魅力,过去20年北京把最具民族特色的5000条胡同拆得只剩下400条,丢掉了自己的特色,教训深刻。广州是岭南文化的发祥地,有许多优秀的岭南建筑、花园、艺术品等。仇保兴提到,广州曾经也和其他很多城市一样,追求集中、规模大等城市效应,做什么都求大,搞大广场、大马路、大高架桥等,对于传统的东西重视得不够。
仇保兴表示,一味追求大和集中是工业文明的产物,生态文明需要的是小而分散。令他欣慰的是广州相比于其他城市,更早地意识到了这些问题,不再一味迷信这些,也不过于追求“大、洋、怪”的建筑,开始恢复岭南骑楼、花园等,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是我近几年看到的最高兴的事。”仇保兴说。
